赢球之后的心情好到只恨不能生出几支翅膀来飞,恰好又被本期的茶馆勾起了心绪,于是便翻出这个题目来填。张先生于而言我是一位过于特殊的老师,此前我只有过崇敬和服从,此后我有过不屑与不齿,但是对他的感情却是相当特殊的。如果说世界上有“乌托邦”和“反面乌托邦”的话,那么他就是我的“反面偶像”吧。能够把原本应该紧张得不得了的一年大半花在这些事情上,想想也很有趣。
回首是为了更好地向前吧,比如说我虽然不知道自己想要成为什么样的人,但是我很清楚地知道我不想成为什么样的人。但也许是因为自己确实是老了,因为偶尔回忆起那么久以前的事情,居然都还历历在目…………
──是为题记
今天忽然想,也许那句话是对的,你从那些与你迥然相异的人那里能学到的东西,绝对不会比从那些与你意见相同的人那里要少。因为世界上有过那么多喜欢我的老师,却只有极其偶然的机会我才会念到他们的好,而我常常提起或者想起的,却总是那一位无论在他执教期间还是我们再不相干之后从来都不存在良好关系的张先生。
起因是在重听《一九八四》的有声书,忽然意识到里面的那些话语,那些准则,那些信条,与张先生不断重复的何其相似。“所谓自由就是说二加二等于四的自由。”这几乎就是张先生的原话,并且,并不是在讲述反面乌托邦的情境,而是在陈述真诚的信仰——更重要(或者说更糟糕)的是,他是一名高中语文老师,还并非允许学生们拥有不同于教师的自我主张的那种。
岁月流逝,当年那些反复在我脑海中汹涌翻滚激起惊涛骇浪的词句已经变得波澜不惊,尽管后来我也曾经拿德国传统与英美传统之间那道无法言喻的水晶之墙来作为post hoc的自圆其说,并且沾沾自喜地向着与其说是liberal不如说是libertarian的方向一去不复返。但我仍旧不时怀念那位在近乎迫害妄想症那样程度的执拗下,以不合时宜为傲,以绝不媚俗为荣,以兢兢业业为本,但也以对学生施加精神上的虐待为家常便饭的教师。
在我的整个学生生涯当中,我一直都是个谨小慎微的学生,唯一的例外便是高三一年。——这并非是什么高压之下扭曲的考生心态,而是出于极其理性的严格计算:在高三,掌握生死(给出分数)的不再是那些教导你的老师,而是最后的那一张高考卷子;倘若你能够在一次次的考试中得到像样的分数,其他行为上的出格都变得无关紧要。于是在那一年里我几乎是肆无忌惮地与这位在整个年级、整个学校都以严厉到凶恶而著称的教师为敌,并且乐此不疲。
汉语是我能够掌握的唯一一种艺术表达方式,并且在我的创造力被枯燥的数字和模型还有冗长的定义和推理毁灭之前,我曾经拥有比如今漂亮得多的文笔和跳脱得多的构思。再加上当时的那一点来自少年的轻狂,佐以一知半解的诗词和同样只鳞片爪的哲学,我曾经热衷于炮制美丽的文字——倒不见得是堆砌而不知所云的华丽词藻,而是真挚热诚之余又一针见血到家的文字,那些时至今日我再也不忍心去读,并且根本不相信那是出自我自己之手的东西。当然,任何一个稍微敏感(或者说文艺?)的年轻人都会有不同途径来表达这些少年心绪,而在没有网络的时代,作文曾经是一个很好的媒介。
“教我如何不想她”,“吾辈岂是蓬蒿人”,“于我心有戚戚焉”。这是高三刚开始的时候,张先生给全班出的三个作文题。出题的方式颇似“法不可知,则威不可测”的时代,他那飞龙走蛇的字体耗费了数位商博良的崇拜者半天的研究。我们曾经以教室后墙究竟以何种承重结构为课题进行探究,因为怀疑大多数人造的受力结构都无法承受住这样日复一日咆哮造成的冲击;最后的结论是由于这堵墙同时也是隔壁另一个由张先生执教的文科班的教室后墙,在同样强大的冲击力反作用下得以屹立不倒。此正所谓“两边都是屁,所以撑住了”是也。
而张先生完全毁掉了他的大多数学生对于语文这门学科的感情。我曾经在评教的附言当中这样写道:“学生因为该教师的缘故对该学科缺乏兴趣。”下笔的时候我自认为已然相当宽容冷静,现在也仍旧这么认为。当他抛出那些不知所云的作文题,当他以钦定八股一般从形式到内容给定了唯一正确的写作某个特定题目的方式,当他在全班所有人的战栗当中一本一本地扔出需要重写的作文本——我可以说,我或许是第一次以亲眼目睹的形式见证了 tyranny 这个词的含义,而我当时并没有任何法律上、合同上、或者道义上的义务要服从这样的暴君,于是当然地,我投入了反抗。
还是来说那三个作文题。当时我公然在作文里写,刘半农先生专程发明这一个“她”字,表面上似乎是适应了西化语言的代词需求,骨子里却仍旧不免男权中心主义的影子,“我”是主,“她”是客,“我”主动,“她”被动,而倘若采用了借喻的意思,将“她”指称为任何一个学科的学习(在张先生处当然是语文学习)那就更成了“我”是人,“她”是物。这样公然将女性客体化和物化,抽离成审美对象的句法居然能够成为作文题,未免有些挑衅占了文科班之大多数的女性学生的智商和容忍度。至于“吾辈岂是蓬蒿人”,那就更是红果果地毫不讳言对农民的歧视。他在我的作文边上评论道:“油滑。”
世间百样人,未必不同便是不如,未必相异就是仇敌。在那名言“一千个人心目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之后添上“但是至少有九百九十九个是错的,至少。”这样的蛇足,张先生是毫不讳言他会将自己的那种解读定义为正确,或者最接近为正确的。“只可惜莎士比亚已经死了。”我也从来不会忌讳当场在后面接上这样的评论,“所以我们无从得知哪一种解读是对的。”一次两次自然会引发张先生的震怒,数次之后他也就只能充耳不闻,否则再来一次关于花钱念书的权利与究竟是谁在浪费全班时间之类的辩论,就算是他这样好事的人,也觉得过于小儿科。不过莎士比亚虽然死了,不少现代文的作者可没有死。我可以为了一篇语文阅读中的一道题目致信原作者请求他给出一个比较适合的答案,然后当场将夏坚勇先生的复信掷于张先生面前——此时他大约又会说出“作品一出作者已死”的那套理论,不过如此这般强词夺理漏洞百出的辩解,还需要听么?
张先生所最不愿意在回答问题时候听到的,便是“我认为”三字,在他看来一切学生的回答都不过是拾人牙慧,哪里有自己“认为”的资格;于是在每一次回答提问时候以加强语气念出“我认为”三个字就成了我另外一种挑衅权威的方式,记得我甚至曾经说过,“我认为在回答问题时候说‘我认为’是一种相当谦逊的表达方式,表示那仅仅是我的见解而并非绝对的真理。我认为将个人意见当作客观标准而才是过于自负缺乏学养的表现,当然其糟糕程度仅次于将自己的见解强加于他人。”——自然从此之后他甚少提问我,尽管在此之前他提问我的次数就已经屈指可数,他更偏爱那些能够因为无知或者失误而给他带来智商上无比优越感的学生,如我这般每一次都以完美到多余的信息让他觉得刺痛的问题学生自然是越少招惹越好。——不久之后我读《哈利波特》,在发现斯内普常常罔顾赫敏高举的手臂而点名哈利的时候忍不住会意而笑,天下所有报有些许微妙恶意的教师大约都是如出一辙,知道一切的万事通是绝不可能让他们满足的。有一回,在他又一次满意地调戏了一位不知道“原”乃是屈原的字而不是名的学生之后,得意忘形地说出“屈原,姓屈名平,字原”。我自然不能容忍这样误人子弟的叙述,不得已以恰好全班能够听到的音量但又属于私下交谈的口气说:“屈原并不姓屈,姓芈。上古女子称姓,男子称氏,屈为氏,并非姓。”——那一次是我们之间撕破脸的爆发点,他素来以嫉恶如仇的态度对待学生的任何缺失和错误,然而他更不能容忍的却是学生的正确:那让他丢了面子,还有什么比这更要紧呢?
倘若一个人仅仅是以自己的正确为唯一的正确,以自己的推理为唯一的合理,那或许还可以归因于偏执和自负,对他人(尤其是学生)尊严的漠视或许还可能是来自于某种哲学传统中对于常人的鄙夷和超人的推崇,那么他对于另一件事情的解读则是让我对他的态度从对抗和对立转为鄙夷和怜悯的开端。高三时候邻班有一位女生因为模拟考砸而喝了毒药自杀,幸而及时发现,经由洗胃救回性命。其他老师往往避讳这件事情,大多是怕影响了我们原本就绷紧的考试心情;即便谈及也往往是语重心长的感慨:年轻人要珍惜生命,这时候天大的坎,过去了也就没什么了。而张先生则不然,他非但自己大谈这是“如今被惯坏了的独生子女们的懦弱表现”,甚至还以此命题作文要求做自我批评状剖析。(这似乎很像今年某地的高考作文题“我看九零后”,只不过这个高考作文题并未规定写作立场和写作材料。)我那时候是个比如今要更接近人道主义百倍的文艺青年,外加上银英中毒症状严重,对这样自己没有死过的人奢谈他人生死的行为自然深恶痛绝。非但在作文中冷嘲热讽了一番张先生的言行,更奉劝所有认为自杀乃是懦夫所谓的人士暂且表现一下勇敢是怎么回事——没有人有资格为他人定义勇敢和懦弱,而倘若自己没有尝试过以生命为代价的抗争,就不要嘲笑他人的努力。尊重他人对生命的选择,同样也包括尊重他人对死亡的选择,如果我们承认每个人是自己生命的拥有者的话。这篇东西同样出现在了班级的宣传招贴廊上,我们把那里命名为Hide Garden,取Hide Park的意思,但是更小也更私人,每个人都可以把自己的想法和意见往上面贴,自然身为在野党幕后黑手也常常发表些煽动性言论。后来有一位与我关系不错的老师见到我的文章,私下里对我说,张先生在文革时候曾经试图自杀,后被学生救起,因而对这样的话题或许特别敏感些。我对此更加难以理解:倘若一个人曾经体会过生不如死的绝境而一心求死(未成),怎么如今竟会高擎大纛鞭挞他人?莫非连寻死这样的事情也是他可以做得而学生做不得,他做便是不堪凌辱死得其所,学生做便是逃避现实死有余辜?——当然我并没有在作文里提到这件事情,即便是论敌,揭人家的陈年疮疤总是不道德的,拿来做反驳的论据就更加不厚道,我是绝不齿于这样做的。
于是高三的时光便这样流逝,我不断读罗素、读波普尔、读茨威格,愈发将张先生定义为黑格尔及其传人,还有卡尔文;然而身为自由主义者的自尊日渐又告诫我要做到“宽容”,甚至“宽容不宽容者”。于是除却在课堂上帮助我的同学们与张先生无所不在的淫威抗衡,我大约再也懒得与他争执了,复数的价值观本身就是我的信仰,要理解偏执狂的源流原本也不难,从虐待地位不如自己的人当中得到快感乃是千年以来阶级社会的根本,他既然自以为举世皆浊而其独清,那么继续生活在这样受迫害狂妄想症的世界里也未必是坏事。
接着便是高考,接着便是发榜,尽管我的语文成绩最终极端糟糕,于最终的去向结果却没有多大的影响。后来知道那一届同班的语文成绩全都发挥失常,班主任跑去校长办公室大吵了一通,说再也不要与这样耽误成绩的老师搭班,以免辛苦提高的其余各科成绩成了白费力气。听到这些传闻的时候,我居然已经会为张先生辩驳,他是坚信自己的方法完美无瑕,坚信自己的教育必然能够出成果的,或许从前他竟然成功过也说不定。然而教育界的大潮与他渐行渐远之际,他所选择的是自以为的“不愿屈心以从俗”。记得当时学校里有另一位在业界相当知名的语文特级教师黄先生,常常在电视上露面,倡言教育改革云云的,张先生于其人颇为不齿,有时候学校的拉线广播中提及黄先生的名字,张先生会拍案而起愤然拉掉广播以示不满。然而黄先生是越来越红,出书、讲演、邀请这个那个教授来学校讲座,被邀请去这个那个节目座谈,张先生则依旧青灯古卷,满肚皮的不合时宜。
到后来我于他已经没有多少仇视,甚至生出些许敬意,但凡自以为与世界对抗的人大约都会让人生出几分尊敬,尽管他们并非都值得效仿。本雅明说知识分子就应当是在那飞奔而去的世界之列车身后捡起被抛下的垃圾的人,法兰克福学派说知识分子的职责就在于批判社会——所以倘若张先生所做的乃是意图对抗主流,那么他从来都没有错,他惟一的不妥当之处在于,他以凌虐弱者的姿态来发泄社会强压给他的不公,他以教师的身份对学生施以精神虐待,却自以为这就是在与世界对抗。学生们承受,学生们忍耐,学生们在背后窃窃私语,学生们最终毕业,离开那抛下三年青春岁月的地方。
大学与高中不过是几条路之隔,偶尔在学区的书店还能够不期而遇。照例是上前问一声张先生好,开头是从来得不到搭理,渐渐地他却已经不认得我了,偶尔也会回答一声。直到高中毕业五年之后的同学聚会,散会后与几个朋友一起逛着书店,迎头见到张先生走进来,记忆中高大而不可仰视的威严面容,如今可以轻松平视,同学中有一位与其关系还算可以的,主动上前招呼。张先生点头应答,我自然也上前问候,他答应后扭头向那位同学征询,那位同学报出我的名字——只见说时迟,那时快,张先生微微阖首,吐出一句“我还有课”,扭头转身出了书店疾速而去。我与友人尽皆愕然之余,只能自嘲说大约还是有过些杀伤力,至今让老人家记忆犹新。
——那是我与张先生的最后一次会面,我早已不复当初那般血气方刚,他也似乎失去了些许当年的豪气,渐渐成了平凡而颓唐的老人。又或许教师之威势原本只对其治下的学生有杀伤力,对于路人甲乙,根本谈不上什么影响?我不知道,我唯一知道的是世界上有这样一种会令人铭记一生的老师:他会让学生一辈子时刻记得,千万不要成为像他那样的人。
